我在看到山西黑砖窑童工的报道时，内心的震颤是现在的青少年所无法想象的，对他们而言是新闻，对我则是难以抹去的记忆。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曾经的情景：高温的窑道里，空气中弥漫着粉尘，十四五岁的孩子，蓬头垢面，身上只有一条破旧的裤衩，瘦小的身影在灼热中往复地搬运着……那就是我。
“文革”混乱了几年之后，各学校奉命开始收拢自己的学生，可学生到了学校之后又不上课，干什么呢？先是“学军”，一人发了一支木头枪练刺杀；接着便是“学工”，我们几个班级去了陶瓷厂，我因为是“黑五类”子女，便被分到了隧道窑车间。
按照现在人们习惯的“文革”回忆通则，可能会认为这又是受迫害的结果，其实不然，“文革”期间的许多苦难说实话都是“自愿”的，我当时到隧道窑车间就是主动申请的，因为内心的虔诚使我抱定这样的信念：我是“黑五类”子女，就更应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炼红心。
但是，进了隧道窑，我才知道这“红心”是不好炼的。那时厂里生产的瓷碗都是在隧道式的窑里烧制的，每个碗坯都要扣上由耐火材料制成的砂钵。我记得是20 个一摞，横排8摞，纵排12摞地码到钢铁的板车上，沿着轨道拖进隧道窑里，烧到火候之后再拖出来。我的工作就是和师傅一起把车上的砂钵卸下来，打开砂钵，取出里面烧好的瓷碗。
工作程序倒是不复杂，师傅拿木槌把一摞砂钵上下敲一遍震松，然后像魔术师的“帽子戏法”似的一个一个的取出瓷碗，我的任务则是把空了的砂钵和取出的瓷碗搬到指定地点码好。
刚出窑的砂钵灼热烤脸，木槌敲击下粉尘四起，我人小力薄，一次拿不了太多，只能加快脚步往返搬运，不知出了多少汗，又很快就被烤干。
我特别打怵和吴师傅搭伙，他人高力大，脾气也不好，老是训斥我搬的太慢，当然，他有时也帮我搬几趟堆积起来的砂钵。
最难受的是后半夜的夜班，两、三点钟的时候困得我眼皮都睁不开，几乎是机械地迈着腿，一到工间休息时，我立刻就靠着砂钵垛睡着了。
就这样从春天一直干到初秋，我咬牙坚持下来了，觉得自己练出了红心，意志更坚定了。不过，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从那以后，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在干咳，后来吃了不少中草药才有所缓解。
这种劳动当然是没有报酬的。结束时，我兴高采烈地得到了一枚厂里出产的陶瓷领袖像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