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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人的故事

我居住的城市,邮件奇怪的事情。这两年没到情人节,便有人抱一大捧玫瑰花,等在18路三元巷站台上,每对候车的情人都可能得到一枝玫瑰。甚至有人为这枝玫瑰而专那里等车。

人们只知是花店受人之托来做这件事。情人节这天的玫瑰,总要10元以上一枝,送一天,花销1万,可是没人知道是谁,为什么。我的一个学生刘力山告诉我这件事,我又在闲聊时转述给别的朋友。故事总是这样传播开来。

年底的一天,我突然接到刘力山的电话,说他抓到了大新闻,幕后的那位送花人出现了。

这是本市新开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,环境优雅,铺着优质的英格兰草皮三层的小楼显得格外宁静。

刘力山说,送花人是他曾经采访过的一个款姐,在苏州做窗帘生意,开了六七家连锁店。老城区改造时,她抓住了机会拓展业务,半年不到就垄断了当地的批发和零售市场。当她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就搬回老家。

刘力山说,她见年32岁。大夫说,癌细胞已经扩散,最多还有一两周的时间。我们走进病房时,心情沉重。

她深陷白色之中。四壁的白墙和包裹着她的白被单使他显得格外瘦小羸弱。脸色极差,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。她的眼睛很大。

“我只有养父母,没有其他亲人。临走,就像找个人说说。做生意这几年,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。找你,是把你当朋友,别搞得像什么似的。”

她断断续续地说,既像和我们攀谈,又放佛自言自语。她的故事出乎我们的意料,竟如此简单。

“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,除了去苏州那几年。养父母对我很好,宠得我特别任性。大学毕业,我找了家合资企业,没服从学校分配。”

“我在大三谈了男朋友,他很普通,高中毕业就工作了,没两年因为打架被厂里开出——他打了他们厂长。他在街上晃悠,有帮兄弟跟着他。偶尔也帮他舅舅做些小生意。因为有主见,人又‘棍气’,挺有号召力。”

“又一次他来学校跳舞,他一个小兄弟偷我的包,被抓到校卫队。他出来顶,结果两个人一起送到派出所。临走时他瞟了一眼,呐喊总满不在乎又若有所思的眼神令我难忘。”

“就这么认识了。所有的人都反对,包括他的舅舅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,反正我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他了。”

“他这个人不喜欢说话,永远是一种无所谓的表情。但我知道他深爱着我。在我的坚持下,他渐渐和兄弟们疏远,不喝酒吗、不赌钱,甚至悄悄读起电大课程来。其实他根本不是那块料。我太任性,后来回过头想,他当时一定很痛苦,因为他向往的是那种无拘无束你的生活。”

“我在公司的业务很忙,经常要加班到晚上。公司在郊外,只有18路中巴通宵往返,我在公司两年,无论刮风下雨,寒冬酷暑,下班时他都会到三元巷站台借我。‘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’每次车到站,我都能看见他侧着身子、玩世不恭的样子。”

“我们已经在打算结婚的事情。养父母仍然反对,坚持要他找个工作。后来联系到一家商场,做仓库保管员,总算有工作了。其他的事情,我们也开始忙着筹备。”

“那天又加班到很晚,9点多钟上了车,突然下起大雨来。我想,他肯定带伞来站得。可他没来,我在站台上等了好久。”

“后来我知道他被一辆货车撞死了,就在来车站的路上,还有十几步路。是他错,他无视交通规则横穿马路。”

“他死的时候手中握着两把雨伞,他舅舅说,突然下雨,他赶回去拿伞,拍来不及,走得很急。”

刘力山眼圈红了。她挺了好一会,采继续说:

“我没哭。养父母以为我傻了,一个劲叫我哭出来。我恍恍惚惚的,两天以后才有眼泪。”

“我辞职了。没办法,每次经过那个车站,放佛都能看见他站在那儿,斜侧身子,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已经习惯了在夜色中走下车梯,靠向他的怀抱。我只能提前一站下车,我受不了。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城市。”

“再后来我就有钱了。可总忘不了那个车站,我想祝福所有活得快乐和不怎么快乐的有情人......”

走出来的时候,我问刘力山,还想写吗?他摇摇头。我叹了口气,下一个情人节,站台上不再会有玫瑰花了。

几个月过去了。每次经过那个站台,我都会下意识地向窗外看去,站牌下依稀有个斜侧身子的青年......

情人节那天,偶然经过那里,竟发现又有人抱着玫瑰站在那里。惊讶地告诉刘力山,他平静地说,是他买了一百枝......

我一直不敢写这个故事,怕有一天经过时,看到车展上堆满了玫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