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三）

　　从未想过与于小童再有联系。一个月以后，一封感谢信从鄂北山区飞来，飞成校报的头条。彩色大标题：把爱送给山区孩子的大学生！旁边配我的照片，一脸勉强的笑。我很恼火，给我贴上爱心的金子，再闹到尽人皆知，想达到让我不得不继续资助的目的吗？不曾想小小的孩子竟如此狡诈！或者狡诈的是大人。我很气愤，给她回信，告诉她，我的学费也需要我自己千辛万苦打工赚取，没有多余的钱资助她，让她以后不要再与我联系。

　　把信扔进邮筒的一刹那，我就后悔了——于小童只是感谢，并未写其他，也或者她真的只是感谢，不曾想学校会拿此事炒作。我又何必回如此冰冷的信呢？可想到把信取出来，似乎也不确定。

　　信还是邮走了。我心底盼于小童回信，她的辩解，她的诉苦，她的求助，都是让我良心平静的东西。

　　日历一页一页向后翻，于小童音信全无。夏天了，街上随处可见十二三岁的小女孩，快快乐乐的，咬着冰淇淋在报摊前翻漫画书。我想到于小童，她重新回到梦想的学校了吗？她家里真像她说的那么困苦吗？她家里的情况，好转了吗？

　　午夜辗转难眠，我心生愧疚，我想起那个春雨的黄昏，她泪光点点的眼睛，楚楚可怜的望着我，那样一个脆弱的小女孩，我的信可否伤到她的心？

　　我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是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矛盾》，这种选题如果仅靠从图书馆查资料来完成，想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。我决定暑假去鄂北山区，于小童的家乡，一方面为我的选题寻找真实素材，另一方面，看望于小童，也或是检视她的家是否与她说的一致。

　　（四）

　　公共汽车停在一个小镇上，不再向前行驶，前面是崇山峻岭。而这里，离于小童的家还有40里。出租车司机一听去那里，全摇头，说跑一趟赚的钱都不够修车——路太难走了。最后好说歹说，才有一个司机肯去，条件是我加一半的钱。

　　近黄昏，到了于小童居住的山坳。于小童的家比她说的几乎还要穷。破旧的泥草屋，屋内空空如也，只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，上面贴着某地捐助字样。全家四口人，只有她和妈妈是身体健全的人。过渡的劳累在她妈妈脸上碾出重重的痕迹，是沧桑，看见我的刹那，沧桑的脸上对我展露的，却是我在城市从未见过的最纯粹笑容。

　　得知我的身份后，他们简直把我当恩人一样接待。想到我对他们的怀疑，我曾经的气愤，我隐隐脸红。

　　第二日早晨，闻见扑鼻的香味。他们把惟一的一只鸡杀了。于小童妈妈说：“这鸡，整日叫，吵死人，一直都要杀的。”可我记得，于小童以前曾于我说，家里的日用品，都是靠鸡生的蛋卖钱换来的。他们的一只鸡相当于我们的一份兼职，为了招待偶施小惠的一个人，牺牲掉财源，不知我们谁会做到？

　　我打了个喷嚏，她妈妈把她最好的衣服找出来给我披上。嘱我多吃菜，说我这么痩，如果在这儿吃不饱饿得更痩，回去我妈妈该心疼了。我使劲忍住，没让眼泪掉下来，我没告诉他们，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他们各自建立新的家庭，各自有了新的孩子。我上高中后就独立生活了，偶尔例行公事地去看他们，他们对我像对客人，生疏而客气。我从未想到，会在陌生的家庭，得到真挚的温暖。他们也给我善良淳朴的最好诠释，让我明白“好人好梦”这个道理。

　　而我却一度轻视他们，认为他们试图不劳而获，骗取别人的同情和金钱。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后，我知我错了。这里，最好的建筑是半山的希望小学。政府给孩子们免学费，还是有很多人念不起。交通不便，读文章网，土地有限，物产稀少，是这里孩子读书的宿敌。

　　家里穷，读不起书，不是孩子的错，如果我们有能力帮，却不帮，是我们的错。

　　（五）

　　我告别于小童一家时，怎么都找不到于小童。我看看表，说不等她了。我刚要走，一个小孩跑来告诉：“于小童挂在半山的树枝上了。”

　　我们急匆匆跟那个孩子跑到那个山上，离山顶很近的陡坡上长着几颗果树，零星地结着几个野果子，于小童挂在中间的一棵树上。她恐惧地大喊大叫，树枝被她压得摇晃着。虽然这不是悬崖，可也非常陡峭，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的脸都吓白了，她爸爸让妈妈赶紧找绳子和喊人。来了很多人帮忙。大家把绳子一段绑在石头上，另一端抛下去，一个盘山好手顺着绳子滑到于小童身边，把她拖到绳子上，小童被拉了上来。

　　我气坏了，觉得这孩子看起来像个小大人，却这样不懂事。我问她：“你说，为这几个野果子让父母为你担惊受怕，让大家为你兴师动众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”于小童受惊地看我一眼，从兜里拿出野果子递过来：“姐姐，我摘野果子是给你坐车的时候吃。”我顿时说不出话来。半晌，轻轻牵起于小童的手，摘下我的腕表，戴在她的手腕上。我知道她半夜时，偷偷抚摸我放在枕边的这块卡通表。

　　虽然于小童和她的父母极力拒绝，我还是坚持要资助于小童的学业，到高中，甚至大学。

　　列车奔驰，我的手似乎还留有于小童的余温，很暖，很柔，很细致。我感觉到血液里增加着新的成分，温暖，爱，帮助。当我们的手牵在一起的刹那，这些成分在我们之间绵延不断地传递，传递，在传递。